
中国近代翻译述略
中国古代第一次大规模的翻译活动则自翻译佛经开始。第一个翻译时期的主要翻译人多是西域高僧和去西域取经回国的中国僧人。同时,佛经翻译也经常是一个集体活动,不论是前期的数人合作传言笔受,还是东晋、隋代之后的译场,佛经翻译都经常是一种集体的多人活动。佛经翻译从汉末到宋初,历时一千多年,以唐代为鼎盛时期,前后参加的译经人员约150余人,共翻译佛经1520部,5620卷6,成绩光辉,对世界文化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同时,佛经翻译还对我国汉唐以来的哲学、文学和艺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虽说我国专门的文学翻译工作为时较晚,属近代之事,但自东汉以来的佛经翻译中已孕育着文学翻译的萌芽,例如佛经中许多的优美的传说故事,极富有文学趣味,是一种特殊的文学作品,它不仅在思想内容上、而且在文艺体裁上都极深地影响了我国文学。佛经翻译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有计划、有组织的翻译活动,也是我国翻译史上第一个重要的翻译时期。
翻译古代称“译”,开始专指北方的翻译人员。《礼记·王制》说:“中国,夷,蛮,狄,……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北方曰译。”孔颖达疏:“通传北方语官谓之曰译者。译,陈也,谓陈说外内之言。”他所说的“外内之言”,大约即指周代边境外的夷、蛮、戎、狄等部落的语言和境内华族的语言。唐代的大经学家、语言学家贾公彦又进一步诠释为:“译即易,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1]这便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翻译乃是把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
第二个重要的翻译时期是明末清初,其翻译者主要是西方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16世纪初,西方的耶稣会传教士先后进入中国,进行宗教活动。时间是从16世纪末到18世纪,大约延续了200年。在传教的同时,他们也向中国介绍了一些自然科学知识。第一个到中国进行传教活动的是意大利人罗明坚,他于1580年(明万历八年)到广东传教,这之后耶稣会士便接踵而来。特别17是1583年(明万历十一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的来华,为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打开了新局面。利玛窦学习过汉语,对中国文化有一定的了解,他来中国后,在传教的同时,做了许多介绍西方文化的工作。首先以西方自然科技工艺,诸如自鸣钟、西琴、三棱镜、万国图志之类吸引中国人,又将西方的天文、地理、测绘和其他自然科学知识传授给中国的士大夫。利玛窦来到中国以后很快就入乡随俗,能够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并且通晓《四书》、《五经》,因此他很快就在明代士大夫中获得了广泛的好人缘,后来又得到明代皇帝神宗的青睐,这样就很快获得了立足中国传播西方文化思想的社会平台。明清之际的翻译西书虽然没有佛经翻译那么复杂,但也是采取中西两人合作的方式,称为“西译中述”,即西人口译(亦称口述),中国人笔记(亦称笔译、润色)。利玛窦后来与我国近代科学的先驱人物徐光启(1562-1633)、李之藻(1565-1630)、杨廷筠(1557-1627)、叶向高(1559-1627)等人合作,翻译了许多有关天文、历算和其他自然科学书籍,介绍了许多西方科学,大大地开阔了中国人民的科学视野。据统计,耶稣会传教士在华200年间,共计翻译西书437种,其中纯属宗教的书籍251种,占总数的57%;属自然科学书籍(包括数学、天文、生物、医学等)131种,占总数30%;属人文科学者(包括地理、语言文学、哲学、教育等)55种,占总数的13%。这后两类书对于传播西学和促进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均有一定的积极影响。
二、近代翻译的特征
中国历史上第三个重要的翻译时期是近代。这个时期的翻译主体主要是中国知识分子,这一特点在甲午战争之后更加显著。导致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自近代以来开始创设外国语学校和派遣留学生这两大举措。近代外国语学校,首推京师同文馆(1862),内设英文馆、法文馆、俄文馆,后增德文馆,成为中国第一所培养外语人材的学校。此外,各种教会学校和新式学堂也设有外语专业和外语课程,培养了一大批外语人才。更全面的外语人才则是尔后的留美、留欧、留日的学生。所有这一切都为近代大规模的翻译西方的思想文化提供了现实的广泛基础。近代翻译的第二个特点是从合作翻译走向独立翻译。近代的翻译西书,除个别几人(其典型代表是林纾)外,绝大部分的翻译均由个人独立完成。近代翻译的第三个特点是大量文学翻译的出现。近代翻译的历程大体先是自然科学翻译,继而出现社会科学翻译,最后才出现了文学翻译。近代初期首先面世的是自然科学翻译。中国近代翻译事业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入侵而开始的。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有识之士从痛苦的屈辱中通过反思逐渐觉醒。他们认为鸦片战争失败原因有二:清王朝政治、军事的腐败;洋人的船坚炮利。于是魏源在林则徐“师敌之长技以制敌”的基础上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策略,明确主张学习西方。所谓学习西方,其主要内容就是学习其军事技术和机器制造,也就是自然科学,当时称为格致,即声、光、电、化等。此期的译书有算学、测量、汽机制造、水陆兵法、天文学、重学(力学)、化学、光学、医学等。近代早期最大的翻译机构江南制造局译书馆(上海)10所译的163种著作中11,绝大部分属于自然科学类。据统计,自然科学译书占80%以上。
1870年代后,中国开始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1872年夏末,第一批留学生30人在陈兰彬的率领下赴美国学习,四、五年后又有一批人赴欧留学。此外,随着与西方的频繁交往,中国使外人员也日渐增多,他们通过在西方国家学习,以及实地观察、亲身体验,逐渐感悟到:西方国家之所以强盛并不全在船坚炮利和自然科学的发达,主要的还是由于它们先进的社会制度和文化,如议会、民主选举、新式学校、自由平等、博爱,于是便对西方政治、法律、教育、历史等方面开始感兴趣,并着手翻译。这种看法也逐渐影响到国内的学界,成为一批有识之士的共识。高凤谦在《翻译泰西有用书籍议》中说:“泰西有用之书,至蕃至备,大约不出格致、政事两途。格致之学,近人犹知讲求。制造局所译多半此类。而政事之书,则鲜有留心,译者亦少。盖中国之人,震于格致之难,共推为泰西绝学。而政事之书,则以为吾中国所固有,无待于外求者。不知中国之患,患学在政事之不立。而泰西所以治平者,固不专在格致也。”[2]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的“上谕恭跋”中也说:“甲午之前,我国士大夫言西法者,以为西人之长不过在船坚炮利,机器精奇,故学知者亦不过炮械船舰而已。此实我国致败之由也。乙未(1895)和议成,士大夫渐知泰西之强由于学术。”这里所谓“学术”即指社会科学、历史、法律、政治、教育、哲学等。其实这种认识,早在他前两年所写的《西学书目表序例》(1806)中就表述过:已译诸书:中国官局所译者,兵政类为最多。盖昔人之论,以为中国一切皆胜西人,所不如者,兵而已。西人教会所译者,医学类为多,由教士多业医也。制造局首重工艺,而工艺必本格致,故格致诸书,虽非大备,而崖略可见。惟西政各籍,译者寥寥。此所谓“西政各籍”,也是指政治、法律、教育、哲学等书,即所谓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翻译方面,成绩最突出者当属严复,他在《译<天演论>自序》中说:近来“风气渐通,士知廾合陋为耻,西学之事,问涂日多。然亦有一二巨子,讠也然谓彼之所精,不外象、数、形下之末;彼之所务,不越功利之间。逞臆为谈,不咨其实。讨论国闻,审敌自镜之道,又断断乎不如是也。”严复已明确地认识到:西学的精华不仅仅在其格致之学,那些声光电化、“气机兵械之伦,皆其形下之粗迹”,“而非命脉之所在”[3]。在这里已可窥见严复对翻译西方社会科学的自觉意识。他先后翻译了十多种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和名学(逻辑学)著作,最有代表性的,即为世人称道的八大社会科学名著:赫胥黎的《天演论》(1897)、亚当·斯密的《原富》(1902)、斯宾塞的《群学肄言》(1903)、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1903)、孟德斯鸠的《法意》(1904-1909)、甄克思的《社会通诠》(1904)、约翰·穆勒的《穆勒名学》(1905)、耶方斯的《名学浅说》(1909),合称“严译八大名著”。在当时的思想界影响极大。特别是他译的《天演论》震惊了整整一代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如果说,活动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同文馆和江南制造局译书馆所译西书,80%以上是属于自然科学的话,那末活动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上海广学会的译书则80%为社会科学著作。由此不难看出译书门类的转移和变化。
344451444 (2009-4-23 01:21:58)
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翻译相比,近代的文学翻译显得姗姗来迟。虽然汉唐佛经翻译中不少作品文笔空灵,词藻华美,其中不乏文学的成分,特别是譬喻文字和传说故事,更具文学色彩,它给中国文学注入了新血液,带来了新生机,并对尔后的中国小说、戏剧创作和俗文学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但,佛经本身并非文学。明末清初的翻译西书主要是自然科学,也未涉及文学。而在近代时期,从19世纪70代起,就开始有了中国人自己翻译的诗歌和小说。甲午战争之前,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仍然很少,据目前所知,由中国人翻译、独立成册的翻译文学,只有小说《昕夕闲谈》和长诗《天方诗经》两种。文学翻译较一般翻译为难。近代两位著名的文学翻译家苏曼殊和周桂笙都曾感慨于文学翻译之难。翻译难,翻译诗歌和小说尤难。周桂笙说:“夫译书极难,而译小说书尤难。苟非将原书之前后情形,与夫著者之本末生平,包罗胸中,而但卤莽从事,率尔操觚,即不免有直译(按实指死译)之弊,非但令人读之,味同嚼蜡,抑且有无从索解者矣。”[4]梁启超也说过:“翻译本属至难之业,翻译诗歌尤属难中之难。本篇(指拜伦的《瑞志安》)以中国调译外国意,填谱选韵,在在窒碍,万不能尽如原意。”[5]甲午战争后,翻译文学才陆续出现。1896年张坤德翻译的柯南·道尔(1859-1903)的四篇侦探小说在《时务报》上陆续刊发(后两篇刊于1897 年)。1899年,林纾与王寿昌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正式出版。后者的问世揭开了翻译文学的新纪元。20世纪初,翻译文学如雨后春笋,迅速形成繁荣的局面,其数量之多,大约相当于自明末清初以来三百多年间所译西方科学著作(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总和。
三、近代文学翻译及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翻译文学当开始于19世纪的70年代。这之前,虽有少数翻译文学作品问世,如1840年前后在广州出版的《意拾喻言》(英国人罗伯特·汤姆译)、1853年在厦门出版的英国作家约翰·班杨的小说《天路历程》(传教士译)、1868年翻译的美国诗人亨利·朗费罗的《人生颂》(英国人威妥玛译)等,因系外国人所译,都不能视为中国近代翻译文学。中国近代翻译文学开始于19世纪70年代,从这时到“五四”运动,虽然只有短短的50年,但翻译文学取得了空前的成就。